我是一个第三代基督徒，祖父祖母在山东烟台听见福音而信主。祖父祖母很爱主，每天睡觉前，两人先到西屋跪下祷告后，才入睡房就寝。父亲生病，祖母来看他，跪在地上为他祷告。我的父母也很爱主，我们家有家聚会。我小时候曾祷告，如果以后像父亲那样有钱，也要盖礼拜堂。一九三几年，倪弟兄来烟台讲道，我的父亲、二姊、三姊都去听，觉得很好。后来，堂姊去了上海，和倪弟兄一起聚会，参加过友华村训练。

一九四二年，我在上海读大学，暑假回到烟台，家母为我的得救禁食祷告。当时连着一周每天都有聚会，周六那天读圣经讲受浸，那些话一直跟着我，睡觉、吃饭，在我里面作工。我到一个没有人的房间跪下来，一跪下就像浪子回了家，眼泪不停的流。主在里面就催促我去受浸谈话，受浸谈话时李弟兄问我，“李小姐，你爱主吗？祷告吧！”那个祷告真是甜美。第二天主日，我就受了浸。因着主在里面的带领，受浸之后，我的梳头发、穿衣，都有了改变。过了几个月，到四三年，烟台大复兴。大家都很受感动，我也受感动把自己交出来。

四六年我又到了上海，当时抗战刚胜利，许多弟兄姐妹还在外地没有回来，祷告聚会没有几个人。不久后倪弟兄回到上海，上海的事奉也上了轨道。汪佩真姊妹有段时间对我很有负担，叫我住在她那里，现在回想起来，那是对我在生活上、在各方面的一个训练。汪佩真当时对我很严厉，我受不了，有一天早上，汪姊妹说，“我们早上吃过早饭后，大家到厅里面有点祷告”。那天祷告她哭了，她对我说，“我盼望主在你们青年人身上有路”。她那样一哭，我里面就转了。

四八年，倪弟兄在一次全国同工的聚会中，要我和周靖梅姊妹放下职业事奉主。当时上海教会要在四个地方同时传福音。我参加了第二期的鼓岭训练，倪弟兄的信息很有光，我觉得很蒙恩。

五○年上海福音书房的服事者李渊如姊妹写信到福州，叫我回去帮忙。我回到上海，帮忙把鼓岭训练的信息出书。《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什么是新约》也出版了。五二年我在福音书房配搭排版诗歌，有时遇到问题，李渊如姊妹就叫我去问倪弟兄。倪弟兄那时心脏不好，躺在家里，倪师母在那里照顾他。第二次我去的时候，才到门口，倪师母就出来，要我快离开那里，她说公安局的人在里头跟倪弟兄谈话。那天下午，倪弟兄就被公安局的人带去东北了。

五三年，我与余道胜弟兄结婚。余弟兄是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的，四七年毕业后在外省工作了一年，后来辞掉回到上海参加交出来的聚会，训练完被倪弟兄打发到云南、昆明一带服事。五○年，余弟兄的父亲希望他结婚，他回到上海请当时年长的同工俞成华、张愚之、朱臣、李渊如等人为他的婚姻祷告，祷告了两三周之后，他们都觉得我们两个人合适，李渊如姊妹就来跟我题这件事，我们就在五三年十月结婚。结婚后我们到广州去看余弟兄的父母。余弟兄到了广州后，学生人数多了起来，引起政府注意。有一天宗教事务处把余弟兄找去，叫他停止讲道，不然后果自负。余弟兄回家后祷告了一个礼拜后，回宗教事务处说，“我已经奉献给主了，无论得时不得时，务要传道”。

五五年底、五六年初，广州开始肃反运动，打击“广州倪柝声反革命集团的首恶份子”，余道胜弟兄和郑德尔、霍应源等人一同被抓。先关了一年，然后下放农场两年，之后又派去化工厂。名义上是化工厂，其实就是劳改场。像余道胜这样不肯放弃信仰的劳动比较苦，要替锅炉铲煤，还要去洗隔壁小学的厕所，后来又要他用硫酸、盐酸洗产品，手常常流血、流脓。不仅如此，还要他们批判圣经。有一天余弟兄从工厂回来，吃不下饭，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下午他们要他发言批判圣经，我们就一起祷告。多奇妙，到了下午，他们把题目改了，改为批判国家的副主席。

由于环境所逼，余弟兄只有离开大陆。他走后，因着传福音，我被关进监狱，原本要判十年。一年后，华国峰任主席，落实党的宗教政策，我被释放。之后我与两个女儿被送到农村。那时大女儿才十五岁，必须跟当地的农民一起劳动。

一年之后，主开路，我们回到广州。余弟兄后来辗转从香港到了美国。感谢神，因祂奇妙的恩典，我们母女也于八○年代来到美国，一家团圆。

余李晋玲

以下是当年陆弟兄被捕时，报章媒体的报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