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共还没有占领上海，由于李常受弟兄离开上海去了台湾，这时我的丈夫张愚之弟兄和其他弟兄姊妹一起照料上海地方教会就留了下来。1956年，中共在大陆掀起肃清反革命运动，上海聚会处约有30名弟兄姊妹被逮捕，并遭判刑，监禁。这时张愚之弟兄之所谓反革命罪强判12年，仅因他拒绝参加中共组织的“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三自”：自治，自养，自传），实质上三自运动就是要使大陆的教会由中共来掌握，教会的头是中共政府。

张弟兄被捕后，共产党对他轮番审讯，不准他睡觉，他受不了这种折磨，身体迅速垮了下来。有一次放风的时候，拾到一片碗片，企图切割脉管以自尽，突然间感到头边有个人对他说：“你所遇见的试炼，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会叫你受试炼过于人所能受的，在受试炼的时候，总要为你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林前10：13）

有一次半夜，他们将他带到法庭，态度极凶暴，使他深为惊恐。突然他们厉声呵责，要他站起来。当他站起来时，他看到一个人身穿白衣靠近他身边站着，他心里充满了喜乐要笑，但是在他们面前是不准的，因此他只能在内心笑，喜乐。被捕的第一年中，他们提审他300多次，但神始终恩待他，让他平安度过。最后他们结了案，把他送到遥远的大西北青海。那里气候酷寒，他被强迫劳动，初期被派去制造瓦砖土胚，仅一星期的沉重劳动，他就病倒了，体温40度，但他仍得随队出工，到了工场他向看守员报告，他们发现他发高烧就叫他在地边坐下。这时天正下大雪，他支持不住而躺下，心里希望这个漫天大雪就此把我埋没了吧！直到大队收工回监房后，他才被允许到监狱医院去看病。他在第一封家信上告诉我们，他已入病监，并交替用链霉素和P.A.S，进行注射和口服雷米风（Remifon）。我知道他已得了肺结核。我感到自己是那么无力，只能把一切交在主的手中。我很想去探望他，可是乘火车要三天到达，而我却必须天天工作来养活一家六口。我的大女儿刚14岁，最小的才9岁，而这时我们也不可能去看一个反革命罪犯的。感谢主为他预备了一位心地善良的护士，把他送到重病房去治疗。当他病情略有好转时，管教队长又来叫他出工劳动。这时，那位护士说，他是活动开放性的肺病，不能劳动。有一天监狱卫生所需要一名注射护理员，他们问谁能干，张弟兄里面有一个感觉他能。虽然他从来没有受过这方面的专门训练，仅仅有一次我在家中卧病不起，他曾试着给我进行过几次V.C.肌肉注射。他也曾注意过我在他有病时怎样给他进行静脉注射。就这样，他们留下他做注射员。他每天要进行约240次肌注和近40次静脉注射。神保守他从来没有出过事故。当时他们用20c.c.针筒一次就给10名患者注射同样药液而没有更换针头。

三年自然灾害来临了（1956-61），中苏反目，给苏还债，劳改农场里大量的囚犯饿死了，每个囚犯一天只能得到二只青稞饼（每只二两重），所以他们把能弄到手的东西都填下肚去，有些不能想象的东西都吃了。囚徒们列队等着安葬自己的同伴，劳改农场当局顾虑到可能会引起国际上的抗议，因此把囚犯中的老弱病号及那些一向老老实实，家在农村的犯人假释回乡。张愚之弟兄也因此得到释放回家，但只准回到老家——浙江兰溪县农村，没有公安局的批准，他不准到上海探望家庭。其后，公安局派人到他那里，告诉他必须为他们工作，他必须给他们汇报基督徒的活动情况。张弟兄当时就告诉他们：“你们还是马上把我送回劳改队去。”他写信给青海劳改农场的领导，表示愿意继续在那里改造。但这个报告退了回来，没有被接受。那位领导的信上说，农场不能再接收你，除非你重新触犯了法律，也不一定被送到那里。

1968年文化大革命达到了最疯狂的时期，共产党对张愚之弟兄的迫害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凶狠野蛮。在上海红卫兵搜查了许多基督徒的圣经和属灵书籍焚烧了，又焚烧了许多教堂。有一位弟兄在医药研究中心工作，他们强迫他跪在毛像前叫他叩头（陆道雄弟兄与张愚之弟兄同日被枪毙）。他理所当然拒绝，被他们拷打了三天。到晚间，那位弟兄悄悄来到我家，问我可否进来。而对被残酷迫害的弟兄，我怎能拒绝他进门呢？但是我若让他进来，被共产党知道了，他们会给我扣上一个“支持反革命分子”的罪名。我请他坐下，他告诉我，他们会把他打死，所以他必然出逃。我告诉他：“你不能逃，如果你逃了，他们会想方设法抓到你，那样一来事情将变得更坏。在共产党底下，你是无路可逃，无处可躲。你将会失去你的工作和你的家庭。”但他说：“我受不了他们的迫害，许多专家都为我吃苦，跳楼自杀等，我心中比死还难过。”我劝他最多是坐牢。他说，在监牢里也要拜像的。我说，我不知道，因我没有听到。最后，他答应我不跑。但第三天，他偷偷写条子给张弟兄，请求他代祷，并请他为他调换一些全国粮票（当时在大陆没有全国粮票，出门是买不到吃的）。张弟兄就为他换了全粮托一弟兄带去。有人交代了这件事，被共产党知道了，因此就把我和弟兄一起由公安局，检查院批准隔离审查。

1969年公安局先找张愚之谈话，其后又同我谈。他们说，假如你们二人都放弃信仰，那么你们一切的错误就一笔勾销。否则，是关于杀头的事。你们回去好好考虑。他们骗我张愚之答应回去考虑。

1970年2月公安局派人到我家谈话说：“你对你丈夫的事是怎么想的？”我对他们说，自从他青海回来，一直住在农村，服从政府管理，奉公守法。他还自己买了一个扫帚，天天扫大街。如果你们认为他还不够，请你们批评帮助他。但他们说：“他是屡教不改的人，再帮助也没有用。”这使我清楚他们要下毒手了。在他们处死他的前一个星期，公安人员天天来我们家里。这时我正上夜班。以前我在厂里做医务工作，负责一个疗养所。他们把我隔离拘留将近九个月以后，就叫我到车间里监督劳动。我向神说，我不懂为什么，我从未见到他犯什么该死的罪，最多就是在你前不够忠心。神在希伯来书11章向我说了话：有人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杀……这些人都是世界所不配有的人。“世界不配有的人”使我感到宽释和力量。自从共党经管后，我觉得他活在这个政权下是他们所不配有的。但他太诚实，像天国的子民。

因我是反革命家属，四类分子，他们工作八小时，我得干十小时。在上海每逢共产党要处死犯人时，他们总是向群众宣布死囚的罪行，其实他们早已定案。有一天，他们下班在车间讨论已经定案的人，故意大声地使我听到他们的声音。他们在讨论张弟兄时说他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反革命，枪毙……当我听到后，我问神：“他在你面前如何？”神告诉我：“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酥已经死了”（罗8：33）对我是何等的宽慰。在执行前一天，二名公安人员来问我有什么要求，我回答：“没有。”但由于他们一再地问我，我就说：“我能不能见他一面。”我想我可以在主里给他一些供应。我向他们说，可或不可，不必回去研究，现在就答复我，他们还是说回去研究了再答复我。结果至今没有答复我。

我向神说，什么时候执行，我可以为他祷告。我是在公共汽车上听到那个消息的，因此，那天晚上，他们不让我上车，怕我出事故，叫我做准备工作。所以我就坐在墙角里，把麻布剪成块，堆在我身上为他戴孝。我整夜地祷告和唱诗：在主亲爱的，现在你去睡，安然可高卧在救主胸怀。亲友虽爱你，莫及耶酥爱，再会，再会，再会。另一首God Be With You Till We Meet Again。第二天是厂休，但他们不让我回家，叫我睡在专案组，并有几个人看守我。我求主叫我睡两小时，因我实在日夜都没有好睡。二小时后我一直为他祷告，只到1：30PM，里面就没有祷告了。到下午3：30，他们叫我起床，并向我宣读判决书，内容为：1. 对信仰顽固不化，坚持反对立场（即不放弃信仰），并继续参与反革命活动；2. 1963年他曾编写一些反动宗教书籍；3. 当罪犯陸道雄企图逃亡时，他曾供给他粮票。因此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他们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没有。然后他们告诉我：“现在你可以回家了。你回去后做些什么？”我说：“我昨天夜班，回家吃饭，睡觉。”在乘工车回家途中，我心中感到释放和轻松，我想愚之已脱离了痛苦，悲伤，惊恐，不再有叹息，不再忧愁，也不再受任何的迫害，羞辱等。而我再把自己奉献给主，只愿一生侍奉主。所以我在心中唱：主使我更爱你。每次的打击都是真利益，如果你收去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

我想，这次的打击，神从我那里将他收去，而把主自己给我的，这是如何的美好，是真利益。因此，每当家里有困难时，我想如果弟兄在，他会解决的。但是现在主与我同在，他比愚之弟兄更好。当我想到大陆是这样需要福音使者，如果愚之在，是多好。但我想到人的工作是多么有限，神是无限，大能，全能，专门处置人所不能的事。

当我回到家时，我才知道女儿乐晨也在休息天被他们关在单位里，才释放回家。当我告诉她，我祷告到1：30PM，里而就没有祷告，她说：“我也是。”可能在那时他已到主那里安息了。

第二天，我去上班，我的同事告诉我，他们中有一个人认识公安人员，使她跳上囚车，正好就看见一老人（愚之），他的脸面是那样安详，宁静，与其他那些待决的死囚的苍白，青紫的形象完全不一样。过了一段时间，我女儿告诉我说，一位华老姊妹告诉她，老姊妹的儿子跟着囚车到刑场，目睹张弟兄在囚车上，很安详，就像在讲台上一样，又看到弟兄从警车上下来唱诗歌，但他旁边的警察狠狠地踢他的腿，并大声斥责说：“你要死了，还开心什么？”那位弟兄一直看到愚之弟兄一瘸一瘸地走到刑场上。这消息不久传到了萧山，弟兄常去传信息的浙江省绍兴，那里掀起了一个大的复兴。信徒们说：“我们的弟兄回到主那里去了，我们要跟随他去。”那时他们受到共产党的厉害逼迫而害怕，胆小而隐藏起来。当他们听到这个消息，相反鼓励了他们，因知道“弟兄胜过他，是因羊羔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自己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