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收到一位弟兄的来信，说许梅骊女士又出了一本新书叫“警钟长鸣”。许女士把她第一本书300多页的“难泯岁月”，加上200多页她抄写的所谓地方教会发展史，还有100多页她对倪柝声的评论，加上超过100页的附件，东拼西凑成了这本“警钟长鸣”。我对这本书看过之后有些想法，在此回应，也作为在amazon.com上对这本书的初步review。一个人是否得救，我们旁人不知，只有主知道。许氏写这本书的做法和说法，连一般不信主、未得救但有良心、有道德的人都做不出来，实在令人失望。

在这本书里（383页）许氏说到倪柝声的道德问题没有一位领导人站出来承担责任，用事实否定。她问为什么任凭地方教会以外的人闹得声嘶力竭，地方教会的人却是一片沉默。我的回应虽不能代表所有的地方教会，但我从小在地方教会长大，知道一些地方教会的历史和实行，这里是我对许氏此书所作的三点回应。

第一点乃是关于圣经中对于处理“真理”和处理“个人事件”的教导。第二点讲到许女士“有资格”写地方教会的历史吗？第三点则是关于许女士的人格问题。

第一，一般说来，在教会生活中，若有不合适的事情发生，根据马太18 章15~17节中所举的原则，由当事人带见证人同去处理，若是不听，就告诉教会。所以原则上是由当事人直接告诉教会，然后负责弟兄才会进入，继续关心这件事情。若有人为罪恶所胜，我们原则上都是照着遮盖、或挽回这个犯罪的人，而不是对外宣扬，否则反而遭受神的咒诅（请参考创世纪9章22~27节所述挪亚后代的情形）。基督徒只是为真理而辩，对于犯罪的人，乃依照约翰福音8章7节主耶稣的教导，“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犯罪的，谁就拿石头打她”。基督徒不会在个人的事上争论，但是我们要为真理而辩，在福音的真理上辩护证实（腓立比1章7节），也为信仰竭力争辩（犹大书3节）。许氏最少两次引用加拉太2章14节说，保罗如何当面抵挡矶法，以此作为她写此书的根据，她要来当面抵挡倪柝声。岂不知加拉太2章14节的当面抵挡是因为彼得在受割礼这件事上与圣经真理的原则抵触，站立不住，所以才当面抵挡，而不是因为彼得个人生活情形有所不当。原则上在教会生活中是由当事人主动提出某事，教会才会关心。也就是说，若当事人根本从来没有提到这件事情，旁人无须搬弄是非，负责弟兄也无须作任何行动。这是第一点的回应。

第二，资格问题。就着许梅骊自己在书中的写法，她于1947年16岁在上海教会受浸，1949年到1951年参加过少数弟兄姊妹们的聚会。倪柝声是1948年才恢复他的职事，然后1952年初被捕。所以倪柝声与许氏同时在上海教会的时间最多是1949到1951年，只有三年的时间。在这期间倪柝声忙于在福建的牯岭训练等等，所以许氏在上海教会和倪柝声直接接触的机会应该是非常的少，甚至没有任何直接接触。许氏于1949年进入医学院预科，1955年6月结束医院实习。从1951年下半年开始，全国各高等院校已经掀起思想改造运动。据她自己描述，“一时之间，校内斗争的口号和大字报纷纷四起”（85页，“难泯岁月”）。1955年5月文化教育界展开肃反运动，许氏于1955年7月底接受隔离审查，就她自己所写，1956年2月她参加控诉大会，对“倪柝声反革命集团”提出控诉，从此渐行渐远，最后在1957年初放弃信仰。由于她在肃反期间的一些招认，使她能够顺利毕业，全身而退，前途事业未受到任何影响。反观与她同时在上海教会长大的徐腓力弟兄，1950年在与张愚之弟兄受浸谈话之后，6月在上海新会所受浸。徐腓力和许氏同样是医学院的学生，他1954年进入苏州医学院，但1956年在肃反运动中他没有放弃信仰，没有背后说倪氏任何消极的事项，所以于1956年被列入反革命分子，1958年被判劳改3年，后留队18年继续改造。同时间在上海教会长大的两个年轻人，一位，照着徐腓力的讲法，买主求荣，但另一位却在劳改厂服役21年，医学院未能毕业，属世的锦绣前程完全失落。

真正讲到上海教会的历史，从1927年开始擘并，1928年上海市教会正式成立。李渊如姊妹于1928年到上海与倪柝声同工到1952年。汪佩真姊妹1926年到上海，也在上海学习配搭事奉，与倪弟兄在一起服事一直到1952年。张愚之弟兄到上海的时间不详，但他们三人—李渊如、汪佩真、张愚之—从1956年1月29日同时被捕下狱到后来殉道，都没有否认主名。在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若放弃信仰就可以立刻出狱，但李渊如、汪佩真两人都于1969年在狱中去逝，张愚之弟兄也于1970年死于刑场。这些圣徒都是与倪柝声同工最少超过24年，他们最后为主殉道，正如以赛亚53章7节所说，他们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好笑的是，在许梅骊的书中，许氏说在肃反期间，她“心情平静准备坐牢”，觉得“真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263页）。她把自己和这三位同工相比，实在是可笑又可怜。

倪柝声被囚20年 (1952-1972)，他关在上海提篮桥监狱时，最初5年不准亲属探访，从1957到1967约有10年之久，倪妻张品蕙获准每月探监一次，一次隔窗谈话半小时。1967年他被调至安徽的白茅岭劳改农厂。被调走之前，张品蕙还获准去看过他一次，不料这次见面却是他们最后一次相会，从此就永别了。1971年张品蕙因摔跤高血压上升中风而死，倪柝声申请回乡奔丧被拒绝。妻丧之后，他思念爱妻心痛不已，请家人把她生前用过的一些遗物寄给他留做纪念，可见他们夫妻感情深厚。倪监禁期间，张品蕙默然无语，对神、对她的丈夫始终忠贞。所以讲到倪柝声和中国地方教会的历史，许多一生爱主、为主摆上、忠心至死的弟兄姐妹，为了主的名、主的见证，遭受各样逼迫，甚至家破人亡，中国地方教会的历史是以他们的血泪史写成的。许女士岂有任何资格和地位来写这本书！这是第二点。

第三，关于她的人格问题。在“警钟长鸣”这本书中，许梅骊大量引用张锡康于1986年到1987年所写“六十年来的回顾”这本书的手抄版。但这手抄版因为多方的考量，张锡康从未正式出版。直到他到了美国，在一个新的、自由的环境，主给他一些新的思考，他从新改写这本书，并于2012年10月正式出版。笔者曾有机会到美国加州圣地亚哥张锡康女儿的家中，与张锡康夫妇交谈。张锡康亲口告诉我，他改写这本“上海六十年的回顾”，就是要把历史还原，把一切不符事实的记载，一予更正。所以才于2012年正式出版“张锡康回忆录 — 上海教会六十年的回顾”。许氏在“警钟长鸣”一书里大量采用张锡康先生旧版许多资料。就事论事，“张锡康回忆录”于2012年出版，张锡康弟兄于2016年安息主怀，许梅骊有将近四年的时间可以与张锡康对质、问证。但是许梅骊在张锡康生前不与他对话研讨，查明张锡康为何改变早年的想法，反而六年之后在“警钟长鸣”一书里为张锡康悲哀，说他：一，从正直转向虚谎，二，从回想悔改转向蒙骗后人（256页）。许氏此种在假装友谊的同时以奸诈的方式批评他人的做法和作风实为可耻。在此我对许梅骊的人格有重大疑问。

我跟张锡康是有过这样的对话，有四年的时间，许氏很可以找机会与张谈话，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对话，反而她选择坚持自己的说法并且出书，其动机不无为自己辩护之疑。

最后结论，一个人是否真正重生得救只有自知、主知，许氏两次出书，控告弟兄的作法，实在不合乎基督徒的生活原则。从她所谓的“对地方教会的关怀”与对倪柝声的质疑，可以用美国国会议员Joe Pitts在美国国会2014年4月29日的史资（United States Congressional Record, Vol. 160, No. 62），作为回应总结。Joe Pitts先生肯定倪柝声、李常受两人的职事，认为这两位忠信神仆的名字和职事实是华人之光，他说：

倪、李二人自1932年起即在中國共事，孜孜不倦為主作工。…今天，由於倪柝聲多部著述，如《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坐、行、站》等，已成為基督教界經典之作，倪氏生平也堪稱廣為人知。…倪李二人在中国同工时，虽以倪为翘楚，但其后乃是李在倪的指示下，将他们所作主工带出中国，使其得以在海外存续，且发扬光大，甚至扩展及于华语世界之外。…

李常受的工作并未局限于亚洲。他于1962年来到北美，在洛杉矶开始尽职并设立水流职事站，出版倪柝声和李常受的著作，以英语及其他五十多种语言发行。李常受的著述继续强调「基督作生命」，并强调神的心意是要在神子民合一的基础上，而非种族或文化差异上，「建造祂的教会」。这正是他师承倪柝声所学之道。自六○年代初起，地方教会在李氏的职事下，于北美、南美、欧洲和非洲皆有显著扩展。目前在各大洲聚集者，共有超过四千处教会，信徒人数达四十万，其中包括在俄国和俄语世界的两百处教会和数千位信徒。

今日地方教会遍及全球各大洲，其教会的发展和信徒人数之众，是神对倪柝声、李常受两人的职事最强的认可，无须他人宣扬。倪、李的职事所造就出来的信徒和教会，照着圣经纯净的教导，阐明圣经的真理，为着神永远经纶的目标，建立神的国度，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以达成神心头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