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柝声在狱中（吴友琦述）

各位弟兄姊妹，各位属灵的长辈，我来自中国上海。我姓吴，名友琦。今年（二〇〇三年）六十八岁。我本来是中学教师，一九六〇年因为反对“三面红旗”，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关押在远东最大的监狱——上海市的提篮桥监狱。

倪弟兄是在一九五二年被捕，被捕以后就好象这个人从地球上消失了，没有人知道他的事情。感谢、赞美主，主怜悯我这个卑贱的人，祂爱我，留下了我，让我有机会把倪柝声弟兄在监狱中，凡我所知道的事情，可以告诉大家。

我和倪柝声弟兄相处前后一共九年（1963～1972年），其间曾分开过两年左右。感谢赞美主，最终又把我们带领在一起，直到他被主接走前三天，我们才分开。这么多年，有许多见证。倪伯伯也是个人，今天我要见证的是他属人方面的事。

一九六三年，因监房调动，把我和倪伯伯调在同一个楼层，同一个小组，并睡在同一个房间里。从此，我和倪伯伯结下不解之缘。

提篮桥监狱相当大，一共有十幢楼房，每幢楼房（即每个监房）有五个楼层，每个楼层有九十个房间。如果平均计算，每个房间关三个人，一幢楼就可以关一千多个人。这么大的监狱里，在几万个人当中，要遇到一个人并不是容易的。我和倪伯伯就在第三号监房里相遇，这是主的安排。

在我们这个牢房里，有倪伯伯、我，还有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小伙子，是个弱智，他讲话讲不清楚，一直哦哦哦，头不断地摇，右手总是在胸前放不下来，他也是一个反革命分子。

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们：当我进入这个牢房时，我对倪伯伯是非常不友好，我对他很反感，我对他非常敌视，我看不起他，我不愿意和他讲话。为什么？因为他当时是小组长。在监狱里，犯人有小组长。在我的眼里小组长都是拍政府马屁的，都是政府的走狗，都在犯人的头上捞稻草，踏在人家的头上往上爬，好让自己减刑、别人加刑。另外，我为什么被捕，我又不偷、不抢、不杀人、不放火，我就是讲几句话，你们就抓住我不放，所以我怕，我惧怕他，我不敢和他讲话。牢房里三个人，一个弱智不会讲话的，一个就是他，一个我自己。他每天在写东西，他不汇报我，汇报谁呀？我敢和他讲话吗？一天到晚二十四小时没有和他讲一句话。他坐在门口写东西，为什么坐在门口？我们被关的牢房宽一米五、六左右，我伸开手可以碰到两边的墙；长有两公尺左右；三面是墙，没有窗，前面是铁门。铁门口有一点亮光，倪伯伯要写东西就坐在铁门口。发给犯人的饭、水，都是放在铁门口，门不用开，我们手伸出去，就可以拿进来。他坐在门口，东西都由他拿进来的，我的饭、热水、冷水都是他拿进来的。我不愿意和他讲话，从来不感谢他，是他自己愿意做的，我们两人关系很不好。

后来有一件事情发生，这是主的安排。我只有一个亲人，就是我的妻子。她是上海水产大学毕业，在上海景岗中学教化学，我们有一个孩子是个女儿。犯人家属每个月可以探监一次，送来一点东西。我的妻子很爱我，她每个月都会来看我，我以为她在外面还一直在教书，其实她也发生了事情。

一天，学校校长叫她去问：“周老师，听说你丈夫是个反革命，现在关在提篮桥监狱？”她回答：“是。”“你必须和他离婚。”我妻子说：“为什么？”他说：“政府有规定，反革命家属是不能做人民教师的。你丈夫是反革命，思想反动，你和他接触在一起，你怎么能教好同学呢？所以你一定要和他离婚。”我妻子就说：“我和他结婚的时候，吴友琦不是反革命，他是上海市的拳击运动员，可以代表上海市出国比赛的。结婚以后才是反革命。如果我现在和他离婚，再嫁别人，这个很难保证，那人以后又是反革命，我又要和他离婚，再嫁别人？而且我们现在已经有个女孩，我还年轻，再嫁会另外有孩子，对现在的孩子成长很不利。再说，吴友琦被判七年徒刑，我可以等他，他出来以后照样可以建设社会主义，我们还可以做夫妻。”她这些话讲得非常有道理，校长和教导主任都讲不过她。可能就此甘休吗？不可能。过不多久，校长又叫她去问：“那个问题你考虑好了吗？”她回答：“不考虑。”校长说：“那我们也不考虑，这是政策规定的，你把工作证交出来，你不离婚就离开学校。”当时大陆的情况和现在完全不同，离开学校就没有工作，不能自己做任何事。我妻子离开学校以后，一路哭着回家，头脑一片空白，今后怎么办？生活怎么办？女儿怎么办？回到家里抱着女儿痛哭，没有人安慰她。

过了不久，到了探监的日子，她来看我，她把她的遭遇一五一十地讲给我听。我听了以后，非常气愤，天下哪有这种道理？我无缘无故被你们打成反革命，你们还不肯放过我的妻子、不肯放过我的女儿！我的妻子说：“我今天是卖掉手上的手表，才来看你的，以后我不知道怎么办。”弟兄姐妹，我没有杀人、我没有放火、没有偷、没有抢、没有爆炸，我不是国民党、不是特务，我不是地主，我什么坏事都没有做，我叫什么反革命？我没有贴一张反动标语、也没有发一张反动传单。我“反”在哪里？我想不通。但是有什么办法？当时我的妻子哭得很厉害，我没有流一滴眼泪。我从小在红旗下长大，共产党教育我，在敌人面前是不能流眼泪的，今天我就不能流一滴眼泪给你们看。我本来不是你们的敌人；我是拥护你们的，解放的时候我才十二岁，我还给解放军带大红花。是你们把我推向敌人一边，我这个敌人是你们制造出来的。五分钟的探监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我的妻子抱着小孩离开了；我站在那个地方看着我的妻子，我不晓得以后怎么办，我不晓得她会不会和我离婚。突然我妻子回过头来，大声叫：“你身体当心啊！”这叫声现在还留在我的耳朵里，是撕心裂肺啊！我没有任何办法，我不能冲出去，我不能窜出去，我没有机关枪，我不能和他们搏斗，我只能任他们宰割。

在狱警的推送之下，我回到牢房，我忍不住流出了眼泪。牢房里没有桌子、没有椅子、没有床，我靠着墙哭了起来。不久我发现我的一只手被人抓住。牢房里一共三个人，我知道一定是那个讨厌的倪伯伯抓我，我当时很气愤，他是我最瞧不起的人，他抓我的手做什么。我连话都不和他讲，我不要他同情，心里想把他的手甩开。我是个拳击运动员，当时我很年轻，他是个年纪大的人，又有心脏病，只要我一甩，他整个人一定被我甩到铁门上去。但是，弟兄姐妹！真的很奇怪，这是一件奇迹，当时我的手竟然举不起来，倪伯伯并没有多大力气，我至少举了三次，就是举不起来。这时我听到倪伯伯在我的耳边讲：“友琦啊，哭出来，哭出来好一点，舒服一点。”他的这句话很打动我。因为在监狱里有监规，规定不能大声哭。为什么不能大声哭？因为犯人都很伤心，你一哭他也哭，在监狱里大家哭起来就不得了，这叫监潇，对改造不利。我想，倪伯伯应该要对我说，你不能哭啊，你哭是犯错误的啊，要好好改造啊，总该这样讲才对。他是小组长，要站在政府一边。我万万没有想到他说，你哭出来，哭出来舒服一点。通过这句话我对他的看法有所改变。这时我放声大哭，我哭的非常响，我什么都不管了。就是监警过来，骂我、打我、枪毙我，死了算了，家里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死了也无所谓了。奇怪那天监警也没有来管我，后来我哭得没有力气了，倪伯伯拿毛巾给我擦脸，还倒水给我喝。我们两个人就坐在地上，从这个时候起，我开始和他讲话。我把自己的遭遇讲给他听，想不到倪伯伯非常爽直，他把自己的遭遇也讲给我听，把他家里的事情也讲给我听。从这天开始，我们的话越来越多。他告诉我他非常忙，他是基督徒。还告诉我，他的妻子非常爱他，他的妻子高血压非常严重，低压一百四、一百五，高压二百、二百以上，随时都有死亡的可能，都是主的扶持，主的怜悯。他希望他的刑期能够早一点满了，能够早一点出去，还能够和妻子见面，如果他的刑期长一点，他的妻子走得快一点，今世就永远不能见到他的妻子了。他的妻子像我的妻子一样非常爱丈夫。他还告诉我很多事情，我们两人的讲话越来越投机。他还说一个基督徒是不会反对国家领袖的，因为国家领袖是主让他做的，他向我传起福音来了。听了他的话，我心里想，我很清楚我自己是被冤枉的，这样看来他也是被冤枉的，他没有反对政府，基督徒不好反对领袖，你把他打成反革命，这不是冤枉的吗？所以，我就问他，你现在还信不信主？他回答说：“你们不信，我信；你们没有看见，我看见。”这是他的原话。很简单的话，我一直记住。

二十四年以前，有一个弟兄来找我，我把这一件奇迹讲给他听。我说，我想不通，当时我的手为什么举不起来，我这么大的力气，他握着我，我甩都甩不掉。弟兄讲得很有道理，他说，你这只手是举不起来的，主耶稣是不会让你举起来的。我一听就通了，是啊，我是一个卑贱的人，主找到了我，主拣选了我，我的手是举不起来的。

我们两个人关系好一点了，谈话投机了；旁边还有一个人，小弱智，他也高兴，在旁边一直笑。他讲话也多了，但是他讲的话我听不懂，最多百分之五十。倪伯伯全部懂，他做我的翻译，我们三个人就这样在一起苦苦地过日子。

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有一天，监警把倪伯伯叫出去，过了很长的时间，中饭都来了，他还没有回来。现在我和他的关系好了，我就把他的中饭用棉被包起来。以前我是不会管他的，扔掉就扔掉，关我什么事。他回来后，我看他有点不高兴，坐在地上，我就问他：“叫你去做什么？”他说：“他们要我放弃信仰。”我说：“你答应了吗？”他说：“我没有答应。”他还说：“他们要我放弃信仰，如果我答应了，他们就让我回家。”我说：“你不同意啊？”他说：“我不同意。和我一起去的还有两个人，一个姓蓝的名叫蓝锡章，另一个姓张的。这个姓蓝的是上海一个很大的医院的院长；姓张的是上海一个县的县长。他们两个在天主教中都是比较有名望的。”我就问倪伯伯，他们两个怎么样？他说：“他们两个都放弃了，一会儿你就知道。”过了一会儿监房的广播喇叭就响了。监长讲话说：现在有两个犯人，通过政府的教育改造，思想转变了。表现很好，愿意公开放弃他们过去的信仰，放弃反动立场。现在他们两个人自己讲话。蓝锡章和张某就一个个讲话，他们先把自己臭骂一顿，又把天主教臭骂一顿，说天主教是帝国主义利用的特务组织，是反革命。他们是上当受骗，通过政府的教育，公开放弃这个迷信，脱离这个反动组织，彻底悔改。他们痛哭流涕。他们讲完了以后，监长就宣布，现在经过狱长的批准（监长是监房的头头，狱长是整个监狱十个监房的最大的头头），他们两个人提前释放，今天就回家。弟兄姐妹，当时听到这些话，整个监狱的犯人都震惊了，我也很震惊！倪伯伯就在我面前，我两只眼睛盯着他看，你前几天还向我讲，你的妻子对你那样好，你们是那么恩爱；你的妻子身体是那么不好，那么危险，你那么想念你的妻子。今天人民政府让你回去，你只要讲一句话，说你放弃好了，只要开一个口就好了，就回去了，你都不愿意！一句话你都不肯讲，你这个人是怎样的人？你相信主，相信到这样的地步！你这个人我真是读不懂。弟兄姐妹，我从小就读过这样一首诗，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写的，他写道：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这说明自由是多么可贵呀！今天人民政府给你倪伯伯自由，你倪伯伯不要。倪伯伯为了主，生命不要了，爱情不要了，连自由也不要了。倪伯伯是三者皆可抛！他这么爱主，这么信主，我实在是受感动！共产党这个办法实在是触灵魂，对倪伯伯是很厉害的。你不放弃，放走两个人给你看。倪伯伯无动于衷，触不到他的灵魂。但是我的灵魂倒是被触到了，我知道倪伯伯这个人不是傻瓜、不是弱智，他这样相信耶稣是有道理的，相信耶稣一定是很好的好事情；我也要相信耶稣，我也要跟着倪伯伯相信耶稣。从这个时候开始我觉得一定要信主，人人都要相信主，要脱重担要相信主，要得平安要相信主。

有弟兄姐妹问我，你是读了倪伯伯那一本书、那一篇文章才相信主，我说我不是读他的文章相信主的，我认识他的时候还不相信主，没有读过他的文章；我是读他的人才相信主的。中国有一句话，言教不如身教，我是看到他的实际行动，这感染了我，我才相信了主。倪伯伯是个人，我就是对他这个人的感性方面的认识才相信主。他的这件事对我的影响是非常非常深的。

我就是这样通过倪伯伯在监牢里得救的。倪伯伯在监牢里，他并没有站在一个很高的地方，把手一举：朋友们！你们都要相信主啊，于是几万个人都相信主啦。倪伯伯也没有在监牢里和共产党作斗争、斗到底，是英雄、是好汉；不是这样，这是谎言，没有这个事，他只是坚持不放弃信仰。我们说话要实事求是，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作见证。

我们第二次相遇是在安徽省的白茅岭劳改农场，在那里我们又在一起呆了五年。相遇时我们俩都很感动，我写了一首诗：

彼此依依相见晚，主有安排难预感；
本是同袍同泽人，皖地重逢叙忠悲。

那时他的身体已经很差，年纪又大，步履艰难。我们住的地方，离开食堂大概有六、七十米远。我们是住在低处，食堂是建在上面靠近公路的边上。到食堂去打饭，要爬过两个陡坡，过马路。这对倪伯伯来讲，根本办不到。所以每天三顿饭，都是我帮他打，带回来吃。忽然有一天，狱警把我找到办公室。他问我为什么天天帮倪儆夫打饭。我说：“他年纪大了，身体不好，两个坡他是爬不过去的，我帮他打饭，照顾他，是应该的。”想不到这个狱警把脸一沉，对我说：“胡说，他是装病，让他自己去打饭，以后不要你帮他打。”这很清楚，他们是在故意刁难倪伯伯，当然我不去理会他们的警告。

过了几天，有一次我又到食堂打饭，伙房里的工作人员对我说：狱警已经通知，谁都不能帮倪儆夫打饭，他要自己来吃。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只得回到宿舍里，一五一十地把情况告诉倪伯伯。我知道倪伯伯是一个知识渊博的人，我叫他赶紧想办法。我就坐在他旁边，等他拿主意。等了很久，他终于开口，他说：“我愿凡事顺其自然。”我听了他的话，大吃一惊，听其自然，一切顺从主的安排。我真是又气又急，没有想到他怎么讲这样一句话。“你不想吃饭啊？”我不想去顶撞他，只好把自己的饭分一点给他吃。就在分饭的时候，感谢、赞美主，主给我这个笨头笨脑的人一个好主意：我本来中午是吃五两饭，现在我可以对食堂伙夫说，今天我劳动累了，我要多买一两。食堂不会怀疑我。我就打六两饭，回来后，我把二两饭给倪伯伯吃。他年纪很大，二两饭就够了；我吃四两，虽然少一点，但还可以过得去。就这样，我们两个人每天分而食之，难关也终于渡过去了。

一九七一年，有一天狱警允许我把一封倪伯伯的家信带给他。原来信上写着，倪伯伯的妻子倪伯母从椅子上摔下来，断了两根肋骨，正在医院抢救。我一边劝倪伯伯不要着急，一边叫他赶紧打报告，要求回上海探亲，我可以陪他一同回去。照理，当时我和倪伯伯早已刑满，不是罪犯了。但是一九六六年，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到期的犯人一个都不释放；按照规定，我们每年可以回去探亲一次，为期半个月。我想，现在家里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总可以让我们回去一次罢！

一开始狱警对倪伯伯说，让我们考虑考虑。后来又说，你心脏病这么厉害，路都走不了，怎么回上海？倪伯伯对他们说，我可以陪他回去。狱警说，再考虑考虑，这样一拖就拖了半个月。当我们再去问狱警时，这个监警干脆把脸一板说：“你回去干什么？你又不是医生。况且你老婆的病情现在已经好转，我们了解过了。我们研究过你要求探亲的报告，我们不批准。”倪伯伯一句话都没有同他们争辩；也不让我和他们讲道理，就和我一起回到宿舍，他默默地祷告。有人看到倪伯伯嘴唇在动，就问我：“老倪是不是在作祷告？”我说：“没有，他是在作气功。”后来狱警也来问我，我也照样回答他。但是我知道，倪伯伯一天也没有停止过祷告。

终于有一天中午，我收工回来，看到倪伯伯泪流满面，原来倪伯母去世了。倪伯伯很悲伤。我一面劝倪伯伯不要悲伤；一面鼓励倪伯伯再打报告，要求回上海奔丧。我想这一次总该批准罢。想不到左等右等，还是不批准。狱警说：“人已经死了，你回去有什么用？”弟兄姊妹，有谁受过比这个更痛苦的折磨么？倪伯伯心痛阿！他要主，坚决相信主，他忍受下来了。

当时他写了一首诗：

哭千声，唤千声，
卿声我惯听，缘何卿不应？

我看到这首诗，就在下面和道：

横报告，竖要求，
奔丧人长情，奈何不批准？

倪伯伯一生爱主，遭受了很大的痛苦。过了几天倪伯伯就从悲伤中脱离出来，他的生活恢复正常，每天坚持祷告。

九个月以后，他被调到白云山，那是一个皖东的僻野。一个连路都走不动的心脏病人，一个人坐在拖拉机上巅簸着和我们分别了。三天以后，传来了倪伯伯耗讯。

倪伯伯除了在身体上遭到折磨外，他在精神上更是忍受了难以忍受的摧残。他一生受了很多的苦，什么也没有得着，但是他得着了主。他让我们透过他看到了主！他是瓦器，但是在他这瓦器里有宝贝！

今天我们在这里可以自由地喊：“主啊，我爱你。”在中国大陆也可以随处喊：“主啊，我爱你。”但是当年在极左路线的统治下，是不能喊的。倪伯伯一生爱主，却有二十年之久受限制，人不准他喊一声：“主啊，我爱你。”你们想一想，如果二十年不准你喊一声：“亲爱的母亲，我爱你。”不准你喊一声：“亲爱的女儿，我爱你。”或者“妻子，我爱你。”你受得了么？然而，倪伯伯忍受了这一切。今天让我们因着他，一起高喊三声：“哦，主啊，我爱你！”“哦，主啊，我爱你！”“哦，主啊，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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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倪弟兄在劳改营中的健康情形，徐腓利弟兄见证了一些不为人所知的事：

我在安徽省水利总队第三支队医院改造时，曾遇见两位是我老师的主治医师，一名周符珊（上海震旦大学医学院毕业），一名邵光宇（上海同济医学院毕业），他们于1951年起在上海公安医院（即提篮桥监狱的劳改医院）改造。他们都给当时关在提篮桥监狱的倪柝声弟兄看过病，他们亲口告诉我：倪的个子高又大，但心脏很小，功能也不好，生活是很辛苦的。

我无法想像他是如何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中度日的。我曾看过《倪柝声的十字架》一本小书，实在是神拣选他，制作他成为神的器皿为祂所用，最后成了神荣耀的见证。